蒋子丹长篇小说囚界无边重新解放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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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丹的长篇小说《囚界无边》具有文学史的象征意义，它表明1980年代以来成长起来的某些优秀作家正试图打破精英作家的狭隘的自恋，寻求与现实生活建立更为有效的链接，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心态调整。所谓络写作，或者临屏写作对蒋子丹来说，只是一个手段，这种手段强迫性地帮助传统作家实现了某种深刻的转变。其实，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转变的紧迫感和决心，才使蒋子丹最终走向了络。

蒋子丹从事的并不是络写作，更不意味着传统作家向新兴文学写作方式的投降。这部小说并不具有一般的络写作的特征，尽管从形式上看，它似乎借鉴了某些络写作的经验。蒋子丹并没有放弃自己一贯的文学写作的核心价值和人文关切，甚至也没有放弃原有的文学写作的标准和基本的技术性要求，她没有刻意地去模仿络腔，或者投其所好地向络读者示好。

这不是真正的络文学，但又是真正的“络文学”。说它不是，因为它没有刻意去追求这个时代络文学的时尚面貌。当下的大多数络文学往往流于肤浅，对现实隔靴搔痒，用反抗传统文艺腔的形式重复另一种新的、“小清新”的文艺腔，这是蒋子丹所不能认同的。说它是真正的络文学，在于它比一般的络写作更加真切地捕捉到了络写作所蕴含的，甚至连它自己都不清楚的革命性潜能，即文学与正在展开的生动现实进行链接的能力，通过把生活讲进故事，给现实赋予形式。于是，在小说中，汶川地震、许霆案等社会事件开始进入文本，成为小说叙述的动力和有机成分。通过这种方式，蒋子丹把自己重新带到时代的现场里去，带到具体的历史性当中去，而非像原来她从事先锋小说写作或女性主义小说时那样，完全不在乎当下生活的真实状态及逻辑。

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蒋子丹十分关心友的即时评论。其实从写作的技术上来说，友们不可能向她提供太多高明的招术，不过，倒是会有一些技术性的支持，比如友提供的关于看守所里的真实状况等。但是，这些东西也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我更愿意相信，对蒋子丹来说，络写作的策略意义更大，她就是要以这种方式时刻提醒自己进入络写作的状态，摆脱此前自我沉浸式的传统写作方式和习惯。

蒋子丹试图借助络写作来克服传统写作的重大弊端，这里的关键是心态的转变。如果对所谓的“纯文学”写作有所反省，上不上都是次要的；但如果心态没有转变，即便终日趴在上写作也不会写出好东西。上写作只是让蒋子丹强迫自己关心那些原来写作时不太关心的问题，比如生活逻辑、经验的真实性和读者的心理感受等等。在以往，所谓纯文学，尤其是“纯”到极致的先锋小说是有意排斥这些因素的。这种络写作的方式，给传统作家一种压力，让他们被迫进行写作技术上的新选择。

在这部小说中，我们非常吃惊地发现了蒋子丹极其出色的讲故事能力，而这种能力是我们在她此前的先锋时代里看不到的。其实，故事性及戏剧性一直是小说具有魅力的根本原因，只是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兴起后，才开始对故事性进行淡化。在这种“现代的”、特定的文学观念中，似乎小说越不注重讲故事，就越具有文学性，越乏味才越高明。我认为，不管理论家为此发明了多少高明的理论，这种趋势在文学史上都不是主流。问题从来不在于要不要故事性或戏剧性，而是要什么样的故事性和戏剧性。但是，在迷信“先进”的西方现代文学的时代，我们集体性地中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毒，认为高级的文学作品是不能讲故事的。我觉得，《囚界无边》重新回到故事、人物性格这些看似古典的文学规范上去，这其中包含有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观的质疑与反拨，是一种新的小说艺术的自觉。当然，可能这部小说在写作上给人感觉巧合有点多，这些值得进一步商榷。真正的故事性、真正的戏剧性，说到底，就是要用特别的叙事方法给现实生活赋予形式，把生活从沉默状态或混沌状态中解放出来——当然，这种赋予是有限度的，是要超越任何既定意识形态之上的。

另一方面，借由这种开放性的文学写作，作家得以重新构筑与受众的交流关系，既交流梦想、交流理性，也交流小说技术——于是，文本重新成为一个开放的文化公共空间。

文学作为公共空间的功能是其与生俱来的价值，但是却在主流的纯文学那里几乎丧失了，以致于我们一想到文学，马上就想到封闭在书斋中以神奇的艺术想象力苦心经营的天才作家，而这也就使文学成为自说自话的无源之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络文学才开始流行起来，其实，它是以质朴的，甚至粗陋的形式重申了文学的这种使命，也抗议主流文学的傲慢与垄断。但是，一般的络写作毕竟是简单的。传统文学由于众多作家的滥用，已经病入膏肓，但却并不是一无是处，相反，络文学也具有随意、浅尝辄止、追随流行的先天不足，除了写点不乏真切的小情感和特殊人群的生活场景，络文学尚没有充分实现其本身的价值。传统的文学与络文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它们需要的是互相吸纳而不是互相排斥。蒋子丹的这部长篇小说就是一个传统文学寻求突围，与络写作方式相结合的富有意义的个案。

《囚界无边》还有一个特别的象征意义。我们都知道，蒋子丹在1980年代及1990年代曾是非常活跃的先锋作家，创作了不少先锋性的文本，而且一度性别立场非常鲜明。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样的个人创作经历，她的写作转变就显得格外意味深长。其实，近年来，蒋子丹的写作已经悄然实现了从一个冷漠的先锋女作家转变为一个人间温情的看护者，这部《囚界无边》延续了这条路线，小说对人间的道德力量甚至人性向善的本能是有信心的。在小说中，即使是那些所谓的坏人，比如龙强彪等，在特定的情境下都是渴望做一个好人的。相对于当年的阴郁的、先锋的深刻，这是一个后撤，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进步。我认为，蒋子丹的转变表明，她在反思自己既往的创作，也在反思所谓纯文学的那些前提，她又重新回到了文学写作的意义，或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上来了。

文学是干什么的？我们从事写作的最终理由何在？这是一个成熟的作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是在1980年代，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从事写作是因为文学本身的存在价值，先锋小说就暗含了这种关于文学本体论的假设。但现在，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写作，可能是因为有高于文学的东西需要我们用文学去看护它。这又回到了关于文学的古典理想上去：文学是为了让人心变得更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而不是变得更坏。这种传统的关于文学的理论在狂飙突进的年代中，是不太被人们接受的。更何况，西方现代主义的那些文学观念一直在告诉我们，这种看法是非常落后的。

在先锋文学流行的时代，很多作家认为，好的文学就是要把人性的复杂性揭示出来，而他们笔下的人性的复杂性更多地是指人性的阴暗面。所以，先锋文学或现代主义的文学看起来是比较冷漠甚至比较残酷的，而这却被认为是深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对人性复杂性的揭示，其实带有对人性谅解式的肯定意味，这是1980年代的时代语境所生成的特殊意义，而且，当时整体的文学环境比较健康，所以先锋文学其实是对其做了一个有效的调剂和互补。但是，后来整体的文学生态发生了变化，1980年代中后期以后，所有的文学都趋向于朝冷漠走，包括新写实、新历史小说，以及广泛的欲望化写作的潮流，先锋文学没有什么东西垫底，这就导致了伦理意识的丧失。极端一点说，文学有教唆人变坏的嫌疑，而不再坚持追求好生活的信念了。于是，以先锋文学为代表的纯文学最初的积极功能丧失了。其实，这也是主流的纯文学失去读者的原因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文学史背景中，蒋子丹重新回到原先写作初衷上的实践才显得弥足珍贵。既然我们所从事的纯文学现在的意义和功能与之前已经不一样了，那么，我们还要不要坚持？如果要坚持，寻求突破的路径又在哪里？我觉得，络文学提供了写作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在络文学本身并不能够有效地得以释放，所以需要传统文学的力量介入，需要络与传统作家的有效结合，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全新的写作局面。在这一点上，《囚界无边》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不管《囚界无边》这部小说本身达到了什么样的文学水平，这样的转变都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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