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我的祖父

韩石山 祖父名儒昌，字聘卿。街面上的人说起来，总是说韩聘卿，少有说韩儒昌的。说一个让人敬重的人，老辈人讲究说字。当然，得这个人有名也有字。

三十多年前，我写作上出了点名，有次回老家从街上走过，听背后两个老人议论，一个说，过去的窝(那)娃成了作家啦，另一个问窝(那)谁家的，回说原来百货上韩聘卿的二孙子，另一个当即噢了一声，大声说：

聘卿的孙子吗，没索(什么)说的!

意思是，韩聘卿的孙子成了作家，没什么奇怪的。

这里说 街面上 ，有点僭越，好像我家在什么城市里住着似的。

是僭越，却不能说是撤谎。我家所在的地方，叫临晋镇，过去就是临晋县的县治。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临晋县跟东边的猗氏县合为临猗县，县治设在猗氏，临晋这边就纯粹成为镇子了。我家就在镇子东边，跟镇子相隔不超过十步远的一个居民群落，叫韩家场。集体化时叫临晋大队第四生产队，现在叫临晋行政村韩家场居民组。

祖父是一九〇六年生人。具体日子是农历九月初一。我父亲是一九二五年生人。我上面有个哥哥，一九四四年生人。也就是说，解放前的几十年间，我家都是每十九年就有了下一代人。结婚早，得子也早，比如我父亲和母亲结婚时，都是十五岁。这样的人家，多半殷实富足，解放后通常定为地主或是富农。我家的成分，就是富农。好在没有戴帽子的，父亲部队转业后，在山东德州劳改队当管理干部，祖父在街上百货公司且是负责人。

听了街上人的议论，我真想回过身，给两位老人家作个揖，不是为我，是为我那早已去世的祖父。

我所以这样感谢祖父，不止是通常意义上的孝顺之心，追怀思远之情。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祖父曾给过切实的指引，用他的事功，用他的人格。甚至可以说，我现在所以有这么点成绩，全是拜他老人家的恩德之所赐。

一九六二年，我考上当时晋南地区最有名的康杰中学(高中部)。这里的康杰，不是什么吉祥语，是个人名。夏天还没有入学，晚上在院子里歇凉，祖父给我讲起康杰这个人，说此人姓嘉，是夏县城里大财主家的孩子，早年上北大，又去日本留学。那时候提倡教育救国，就跟他的几个同学回国，在运城办了个河东中学。又要办学，又要留学，采取的办法是，今年这几个回国教书，明年去日本念书，那几个再回来教书。他就上过河东中学，康杰给他们讲过课。这个人口才极好，讲起课口若悬河，嘴角挂着白沫都顾不上擦。可惜的是，他没有念完，到二年级时，这一带遇上瘟疫，他哥哥去世了，父亲无心理家，将他叫回来料理家务，再也没有出去，当了小学教员。解放后开了家颜料店，公私合营后，调县商业局成为正式职工，当了临晋街上百货公司的负责人。

爷爷在康杰办的中学里念过书，这成为我高中三年间，想起来就来劲的事儿。爷爷没有念完，且看我的吧。

三年后，一九六五年，我考上山西大学历史系。

入学后两个星期吧，一天有人说，系主任许预甲先生叫我去一下系办公室。去了许主任问，你是韩家场的吧，说是的，说他是许家庄的。我知道，许家庄在我们村北边，相距一里多地。又问，韩家场有个叫韩儒兴的，是你的什么人。我说我不知道，他噢了一声，说了两句勉励的话就让我走了。过年回到家里，跟祖父说起这件事，且说了许主任的名字。祖父说，韩儒兴是他的哥哥，闹瘟疫那年死了，上小学时，与许预甲是同班同学，两个人，这次你考第一，下次他考第一，不分上下。许家的家境要好些，他的伯父许建观，举人出身，民国初年当过雁门道的道尹，现在大同某寺庙的正梁上，还有他伯父的名字。又说许预甲后来上了北京大学，天分高，学习好，只是不知他当了山西大学历史系的主任。

那年高考，政审是很严的，少有出身不好的人上了大学。但也有个政策，就是每个系，可以收一两个出身不好的考生，比例是百分之五。我们班三十个人，收了两个。我总觉得，这两个学生，都是许主任亲自定的。另一个同学叫乔象宏，他父亲叫乔鹤仙，河津人，早年就是山西大学历史系的教授。

我弟兄六个，我受祖父的影响要大些。这主要是，在我上高中时，祖父一直工作，经常给我鼓励，给我资助。我爱买书的毛病，就是因为手里钱多而惯下的。

祖父对我的另一个影响，是爱写毛笔字。在我书房的北墙上，挂着一幅字，是某年书协的一个朋友办个小型书展，要我写幅字，好朋友，拗不过就写了，装裱后展出，事后将这个装裱件给了我。上面写的是：

余少年时，先祖父聘卿公尚有职务，每当镇上开会常有人来家中请写会标，余侍立一侧，但见祖父执笔凝神片刻，即下笔作字，神采飞扬旁若无人。当此时也，余每作想，他年长大成人，定要像祖父一样，写一笔好字。不意数十年间，迫于生计，全无习字之机会，诚可叹也。

前面说了，我家解放前，每十九年就是一代人。实际上，解放后的情形也差不了多少。我祖父三十八上有了孙子(我哥哥)，一九六三年五十七上又有了重孙子(我的大侄儿)。大侄儿好像也是十九上有了女儿。那么我祖父七十六上就有了曾孙辈，实现了五世同堂。一个人活七十六岁不是难事。

然而，没有等到这一天。

在六十四岁上，他老人家，就在我家门前的老槐树上上吊，了断了自己的性命。这一天是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日。

去世的前一天，即七月二十九日，他给他远在山东德州生建机械厂(劳改队的对外名称)当管理干部的儿子即我的父亲，写了封信。他是七月三十日黎明时分去世的，这封信是七月二十九日写下，当天送到街上邮局发走的。后来才知道，这封信传递了一个死亡的讯息。父亲在他的自传里，收录了这封信。原文是：

所捎八十元收到，我的病暂时问题还不太大，你可坚持工作，好转后即寄信。若发生变化，即为拍电报。咱处最近雨水很多，秋田有希望。特此告知。父字。

信中的若发生变化，是说他近日就会亡故。

他的病并不严重，不过是老年人常见的高血压罢了。

所以选择这样的方式了断自己，实在是受不下这个苦孽了。

一九六五年，他还是先进工作者，一九六六年春天，四清结束时，就让戴了富农分子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回农村劳动。我们村等于在临晋城里。过去街上的体面人，一下子回到村里监督劳动，一天三晌都要下地，这是多大的屈辱。更为可怜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一九六八年我的祖母就惊悸而亡。他是有文化的人，知道家里有人戴帽子，跟没人戴帽子，对在外面工作的人的影响是不同的。那些年，他按时下地，积极表现，只求早点摘了帽子，结果呢，年年申请，年年驳回。眼见摘帽无望，那就不如自我了断，这样家中就没有戴帽子的了。

我是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二日毕业离校的，也就是说，祖父选择的自杀的日子，距我离校只有十三天。他只要等上十四天，就可以看到大学毕业归来的孙子了。

然而，他还是狠狠心，走了!

知道了这事，我没有哭。

在我成长的年月，死人的事，在我家和我姥姥家，早就稀松平常了。大跃进的第二年，我妗子受不了队干部的恐吓(说要送她去公社劳动队)跳井自杀。三年自然灾害中，我外公与舅舅相继病饿而死。文革开始后我祖母惊悸而亡，这回不过是轮到祖父罢了。

我上大学时，曾住过学习班，上过全系的批判会，有那么几个人，总想把我打成反动学生。毕业后，还有人纠缠。若不是侥天之幸，我们这个大家庭里，下一个死去的，就该是我了。

我的作品里，总有那么一种阴郁不平之气，有人不理解，我也不便解释。多少年前，曾写过三首《身败名裂歌》，前两年病中无事，将之补成六首，抄在这儿，作为此文的收束：

早已身败名裂，四十年前月夜，

全系开会批判，口号此起彼歇。

早已身败名裂，亲人程程送别，

一程一人倒下，罡风犹嫌不烈。

早已身败名裂，罪行桩桩在册，

革命群众双眼，从来明亮如雪。

早已身败名裂，喜财兼复喜色，

原本大户有家，舍此怎度岁月。

早已身败名裂，荼毒甚似斧钺，

出得蚕室司马，不写史记何业。

早已身败名裂，烦请棺盖加楔，

残躯多年已枯，厉魂一丝不灭。

有小跋曰：不通韵律，不敢言诗，俚句也。

附言：几十年后，我对祖父做的唯一一件事是，父母去世后建碑楼时，征得几个弟弟同意，给祖父母也建了一个，碑额上的四个篆字，系请古文字学家张颔先生所书，道是： 品清节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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