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广阔天地里上篇(1)
一。
1968年9月，那年我16岁，正赶上史无前例的知识青年运动，全国从初一到高三整整六个年龄段上千万学生，响应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奔向农村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来到桓仁农村下乡的主要有两部分学生，一部分是来自于大连甘井子区五所中学（11中、23中、27中、32中）以及甘井子区半工半读中学、523厂中学、还有大连石油技校108名学生，大约有3000至4000名学生。另一部分就是桓仁县当地学生，其中主要是桓仁完中毕业的大约1500名学生。我是从“桓仁完中”初一六班毕业，下乡回到了当时我家所在地雅河公社董船营大队第一小队，由学生一下子变成了农民。
我们那个生产队主要以种植水稻为主。那时实行“铲秧移栽”就是把水稻苗用平板锹铲下来，连根带土一起用土篮子挑到需要插秧的地块，再用手一小块一小块的掰下来，栽到地里。由于年龄小，挑着满满两土蓝子带着土的稻苗，足有六七十斤，走在又湿又滑的田埂上，东倒西歪，踉踉跄跄，泥里水里不知跌过多少跤。
插秧的季节，如果赶上倒春寒，早上起来稻田里还有小冰茬。为了赶农时，社员们在生产队长的带领下，就要一个一个挽起裤腿赤着脚走进冰冷的稻田里插秧。那种似的凉的感觉令人刻骨铭心，就盼着太阳快快升起来把水温晒热。
到了秋天收割稻子，那也是很苦的活。北方10月的早晨已经很冷，需要穿毛衣了。稻穗上面结满了白白一层霜，手摸上去拔凉拔凉的，一会儿就把手冻僵了。只好不住地把手放到嘴边，用口中的哈气暖暖手，再继续割。到了九、十点钟，太阳照在稻田里，把冰霜融化了，才可以甩开膀子大干。
当地农民割的很快，一会就能收割一大片。我比我大三岁，他很快就适应了各种农活，割稻子也和农民一样很快。他割完了就来帮我割。我年龄小，割一会腰就酸的受不了，休息的时候，就用割好的一捆一捆的稻子垫在身体下面，躺在那里直直腰。
除了栽种水稻之外，每年农闲时节还要从各个生产队抽调一部分年轻力壮的劳动力到东方红水电站去“出工”修大坝。浑江是鸭绿江上游一条主要河流，水力资源丰富，1960年以前就在桓仁镇的泡子沿修了第一座大型水电站，文革时期又在雅河董船营修了第二座水电站。这座电站在当时除了具备少量发电功能外，主要用于农田灌溉，属于土法上水利基本建设项目。
从我们家到东方红电站需要徒步走一个小时，所以早上早早就起来，吃过早饭，带上午饭干粮和社员们一起去东方红电站。董船营各个生产队前来参加修大坝的人特别多，人山人海的，主要任务是往大坝上抬石头，把石头装在铁丝网里，而大坝主体需要用混凝土浇筑，也需要我们往上面运沙子、石子和水泥。那时基本没有什么机械化设备，所有的活几乎都是靠人工，劳动效率低，工程进度也特别慢。年年都要去修大坝，年年都修不完。
农村需要人扛肩挑的活太多了，除了挑稻苗，平时挑粪，挑水，修大坝抬石头等等。我的左肩好像天生就没有劲，干什么活都是靠右肩，天长日久把右肩都压低了。这是在那个下乡的年代，身体还没有完全长成熟的年龄段，肩上过早地承担重担留下的永久烙印。
那时，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缺粮，整天吃不饱。春天青黄不接时，一日三餐只有菜团子充饥。就是用萝卜丝放到开水里焯一下，剁碎，攥成团子，再放到面板上滚一层薄薄的玉米面，放到蒸锅里蒸熟，整天就吃这样的东西。
秋天，刚收割下来的稻子是需要就地放在稻田里晾晒的。进入初冬，再用马车或人背的方式把晾干了的稻谷一捆一捆运进了场院（打谷场）一垛一垛地堆在场院里。当全部稻谷都收进了场院，再用脚踏脱谷机一捆一捆地把稻粒脱下来，最后再用磨米机把稻粒加工成大米，整个过程大约需要进行两个月。
稻谷进了场院，社员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劳动果实都堆在场院里。晚上怕有人来偷，就需要安排年轻的民兵社员几个人一组，轮流住在场院临时搭建的窝棚里看护。当轮到“看守场院”的时候，也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候。
等夜深人静了，几个人就偷偷地跑回家里，拿来锅、碗、瓢盆和自家腌制的辣白菜。自己动手把已经脱了粒的稻谷取出来一点，放到碾米机里加工成大米，利用窝棚里烧炕用的炉灶，焖上满满的一锅白米饭，几个值班的人坐在一起，就着辣白菜，饱饱地吃上一顿。
用刚收获的新稻谷磨的大米，焖出来的米饭，有一种极特殊的米香味，再配上当地农家腌制好的辣白菜，那个香喷喷的味道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在场院的窝棚里吃的那顿大米饭，留在舌尖上的味觉竟有如此大的魔力，一辈子都永远挥之不去。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大米饭成了家常便饭的时候，曾经几次试着去寻找当年那顿用新米焖饭配辣白菜的味道。可是，怎么也找不回来了，在饥饿年代里所品尝到的那顿美餐，竟成了一辈子的永恒美味。
农民的直接产品就是粮食，可是种田的人却要经常饿肚子，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
农忙时，早上三点钟起床下地，晚上直到八点多钟才能收工，一天需要干十三个小时的农活。每天成年劳动力可以挣到十二个工分，我只能挣到十个工分。
我记得有一年收成不错，年底结账时，十分工才核算为0.21元钱，即使一年365日天天出工，也就能挣到3650个工分，合计为76元钱。也就是说，一个标准的壮劳力，一年所挣到的工钱不足80元钱，还要从中扣除自家的口粮钱。所以年终结算分红时，基本见不到几个钱，家里劳动力多，人口少的，能结余几十上百元钱，而大部分社员由于家里人口多，劳力少，扣掉口粮款还要欠生产队的钱，也没有能力还，就放在账面上挂着。
那时我就想，农民的劳动为什么这样不值钱哪？后来到城里念书了，学了政治经济学才弄明白：主要是农民生产出来的产品—粮食，太不值钱了。为什么粮食不值钱？那是国家政策造成的。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国家把粮食价格定的很低，几乎是无偿给城里人。农民处于社会最底层，没有参与制定政策的权利，只能把自己辛辛苦苦生产的粮食等农产品以极低的价格给城里人。计划经济条件下，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存在剪刀差，把农民的利益剥夺了，贴补给了城里人。但在那时，我不可能明白这些道理的，农民更不可能明白，他们认为自己是农民，与生俱来就是穷苦的命。
二。
那个年代，土地归集体所有，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各种活动也基本具有群体性特点。这种集体生产劳动从根本上来讲是有助于培养农民集体主义的精神，逐步摆脱小农经济的思想束缚，是一种进步的而不是落后的、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劳动组织形式。大家在一起干活，有说有笑，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这给每天从事于繁重体力劳动的农民带来了许多欢乐。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农村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传统生产劳动形式的全面恢复，由建立起来的那种具有本质特征的农村集体生产劳动形式被彻底消除了，再也看不到了。
劳动休息的时候，年轻的社员总是愿意互相开玩笑，互相“打闹”也是家常便饭。我们那个生产队是姓宋的占多数，其他姓也大部分都能和宋姓沾上亲戚，所以姐夫、小姨子、小舅子一扯就是一大堆。
记得生产队里有一个社员叫刘运田，她的妻子是宋家的姑娘，姓宋的这个家族有那么多姑娘和年轻媳妇都叫他姐夫。到了劳动休息的时候，刘就说一些“骚”话，去挑逗这群年轻的小姨子。而这帮小姨子也不是好惹的，就一齐上阵，把他按倒在地，有的把住腿，有的压住胳膊，有的骑在他的身上，让他动弹不得。问他还敢不敢了，如果还嘴硬，就会动手扒他的裤子，有的时候会向他的脸上挤“奶汤子”给他弄的很狼狈。对他来说这种“愿打愿挨”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我所在的生产队甚至还残留着旧社会遗留下来“拉帮套”的陋习。就是夫妻俩商量好了，可以找一个身体强壮的单身男子常年帮助家里干些体力活，比如挑水、种地、打柴等等，而干这些活是完全不计报酬的，这样的男子被称为“拉邦套”的。但是，作为回报，丈夫就要允许“拉邦套”的男子与自己的妻子保持一定的性关系，三个人之间需要有一种默契和相互认可。
这种陋习的背后估计是有几种原因，一个是丈夫性能力缺失；二是夫妻俩好吃懒做；三是丈夫伤失了劳动能力，无法养家糊口，妻子出于无奈，两个人商量好了，选择一个人男子来家里帮忙干活养家。
我们生产队里的那对夫妻（也可能不是夫妻，两个人在一起搭伙）大约有五十多岁，无儿无女，男的姓姜，又瘦又小，并无。而他找的“拉帮套”还是当时的生产队长，单身男子，家里很穷，四壁皆空，腿脚还不好，走路一瘸一拐。经常看到他给人家挑水，割柴，帮助人家侍弄自留地，还要时常受到人家的呵斥，他也不吭声，只是笑。
三。
我的家乡董船营，可以说是一个鱼米之乡。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很大的水塘，当地人称为“大泡子”有一条水渠一直通向位于浑江的东方红电站，所以这个“大泡子”一边连着浑江，一边连着大片的水稻田，近似于一个湿地小湖泊，起到调节水量的作用。
小时候我和小伙伴经常到那里去洗澡玩耍。每到夏日汛期来到时，那里就会涨满了水，浑江里大量的鲤鱼、鲢鱼、鲫鱼就会沿着天然的水系，进入这个大水塘里，进而再从大水塘进入到各个小河沟岔以及稻田里去产卵。每到这个季节，来到这里产卵的鱼很多，池塘里、河岔里、水沟里、稻田里到处都是鱼，大的都在十斤到二十多斤之间。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时，当地农民就在各个水沟里下了大网，悄悄地守侯在岸边，不论蚊虫如何叮咬，都一动不敢动，静候大鱼进入网里。
“猎物”一旦触碰到网上，“猎手”们就会敏锐地感觉得到，站在水沟两边严阵以待的渔民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收网，一条二十斤重的大鲢鱼就被裹进网里。这么大的鱼在水里游动和挣扎时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往往要超过一个健壮的中年男子，因为人在水里往往使不上力，两个人必须使尽全身的力气才能将其治服。但是，也不是每次都能捕获成功。有的时候，大鱼会把网挣破，在两个人拼命与之搏斗到精疲力尽时逃之夭夭。
农闲的时节，利用中午午休的时间，跟着当地农民们到河里打渔那也是一件很开心惬意的事。
我们家有个邻居叫孙程远，贫农出身，娶的是一个地主家的女儿做老婆。他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女儿是老大，属虎的，比我大两岁。儿子比我小三岁，俩个孩子都是大高个，女儿长得很漂亮。孙程远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也是打渔的一把好手。
三伏天的季节，几乎每天中午午休的时候，都能看到孙程远和宋修斌等七八个打渔爱好者到我家附近的那个大水塘里撒网打渔。
那时，农民们在水里打渔是不穿衣服的，赤身裸体，一丝不挂。而孙程远每一次打渔偏偏还要带着自己心爱的女儿给他背鱼篓，女儿那时已经是个十八岁的大姑娘了，整天跟在一群打渔人里面，只有她一个是女的。
来到水塘边，男人们大大方方地把所有的衣服都脱光，也包括孙程远，再一步一步地向水塘里走去。而这时女儿顶多是把头扭过去一会，等他们脱完了，就把头转回来，面对一群赤身裸体的男子。对她来说也许是司空见惯了，她也从不感到害臊，一切都是那样平平常常，很自然。
那种有女人在场，男人们集体的场面只有在那个年代会出现，现在不可能再出现了。人是的，但心是纯净的，也没有人产生邪念，因为大家都是从小在一起彼此看着长大的。
他们打渔，我们这些孩子就跟在水塘边观看他们撒网。他们使用的是“漩网”撒开网形成一个伞状。撒网即是所谓“纲举目张”网的伞形底边绑着铅坠，比较重，瞬间网就会下沉至水塘底部，鱼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罩在了网里。“漩网”都是他们自己用尼龙线编织的，网眼的大小是根据需要来确定的，一般来说他们会把网眼留有一公分至两公分不等，这样可以使小一点的鱼，顺着网眼溜出去，把大于一斤多重的鱼打上来。
不知为什么那时水塘里的鱼会那么多，每一次打渔，他们各自的鱼篓里都能收获到好几斤新鲜鱼，上面用柳树叶或蒿草叶盖着。
后来我也跟小伙伴学会了捉鱼。我们是用柳条编织一种叫“鱼坞子”的捕鱼工具，形状大致像一个大胆瓶，脖子很细，肚很大，就安放在水塘的出口处，鱼儿顺着水流进了鱼篓里，水可以从篓的缝隙流出去，可是鱼儿却出不来了，就用这种方式捕鱼。但是，大鱼是不可能进来的，我们捕的一般都是十公分以下的小鲫瓜子。
有一天中午，他们在水塘里撒网打鱼，而我在水塘的出口用“鱼坞子”捉鱼。由于他们在水塘里一网又一网的把鱼都给赶到了出口，进入了我的“埋伏圈”结果那一天中午我足足收获了三四十斤活蹦乱跳的鲫鱼。
到了冬天，大水塘结的冰足有一尺多厚。这时我们也有办法捕鱼，就用尖镐把冰层刨开一个一米长，半米宽的口子，露出水面来，就不用管了，回家去等着。到了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打着手电来到冰口处，往里面照射手电光。鱼儿在冰层里面是缺少氧气的，它们本能的游到了冰口附近来吸氧。你用手电光一照，它们看到了亮光就会一起聚拢过来，张着小嘴看着你。这时，你拿着笊篱一样的渔网，像在自家鱼缸里捞鱼一样，就把这些鱼捞上来了，小的就放生了。
那个时候，每到夏季，我们家的饭桌上鱼炖茄子就成了家常菜。新鲜鱼一下子吃不完，又没有冰箱，就只好先晾成鱼干，后来再慢慢蒸着吃。
待续。
本文相关词条概念解析：
水塘
水塘就是池塘。
打渔
打渔，一种捕鱼者所进行或从事的生产劳动。[1]
我的文革时期《宣传画收藏》系列（1——3）知青时代 艰苦岁月 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
第部分：知青岁月：这是历史的过去然而无论是谁对这代人永远不会忘记……对于已经年过花甲的他们当时的青春少年那永远是抹不去的段又段的"情纯"回忆……回忆是如此艰难"到农村去 ，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