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郁闷可虑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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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梁晓声认为文化的改革不是体制的问题，而是品质问题

□「多种力量拉扯中的中国人，像极了一张单薄的纸。人们郁闷于这个时代，可又不得不郁闷地适应本时代各种五花八门的规则。」著名作家梁晓声日前接受本报专访时对于他的新书《郁闷的中国人》中阐述当代中国人的郁闷之情给出这样的解读：「中国人都对这个时代感到郁闷，却又不得不适应这个时代」。/本报 王志民

从《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到《郁闷的中国人》，梁晓声自称写作上「温和」了许多，多年的「老愤青」认为「社会问题单靠写文章是解决不了的」，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把这些社会问题带到政协会议上大声地去谈，再写文章就显得轻松了许多，平和了许多。

梁晓声认为，人的郁闷由来已久。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郁闷自不必说；一九四九年后，「文革」那个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十年让人们着实郁闷；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没少折腾。现今人们不愁吃喝了，但苏丹红、牛肉膏、瘦肉精、染色馒头、硫磺姜出现了；学校不包分配了，找工作也要权钱交易；豆腐渣工程频繁出现了，矿难接二连三；物价飞涨了，买房买不起，租房也只能蜗居了……解决了温饱的中国人，又开始郁闷了。

文化在于提高品质

梁晓声强调《郁闷的中国人》不是为了牢骚而写，而是希望各阶层均努力，找到「中国突围」之路。郁闷可虑，但不可怕，也许正是中国产生更新思维的顶层设计、制定更加顺应民心民意民生之举措的契机。

已经当了两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梁晓声说：十年来作为政协委员提民生问题，有步骤地接纳、受理的基本都改了。他说：「知识分子也不能代表广大民众的想法，大众更关心腰包是否鼓起来，这就留下一种悖论，就是民生解决好了，就一切解决好了，解决民生的过程中就会有腐败滋生，腐败下就牵扯到民主，在这样一个国度中有时也觉得有些沮丧。」知识分子也会处于一种代言的尴尬局面，梁晓声不讳言想做公共知识分子，他说：一个作家认为处于当下时代只是写小说，这个小说可以超越现实，那这个作家也挺「怪怪的」。

梁晓声认为文化的改革不是体制的问题，而是品质问题。文化品质的三个基本组成成分是：一、本能性或原始性。文化开始就是娱乐人的，文化不能变成文艺。第二，文化不能没有思想力。思想力是触动社会进步的。第三，自觉性。文化对于一个国家、民族历史的还原，历史真相的坚持。梁晓声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分为上层意识形态、民间意识形态以及知识分子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绝对一统的格局再也不会继续。民间意识形态愤懑比较多，更多的表现为络。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分歧也比较大，但总归会好起来。

梁晓声谈到文化有些激动：「如果我们的民族那么健忘，如果我们的文化中的文艺、我们的影视被剪切，我们是否参与了漂白历史？如果大众化影视反映的是歌舞升平，我们是否参与了粉饰现实？如果我们的文化只剩下竭尽全力揣测大众还需要怎样娱乐，我们是否参与了愚民？如果我们的文化是这样一种状态，无论是从文化人到受众，我们居然没有不适的感觉，那我无话可说了。」

络成高压锅气阀

至今仍坚持用纸笔写作的梁晓声并未忽视络在当今社会的影响，梁晓声认为络中国和现实中国并不一样。从上，时常看到的是郁闷或愤懑的中国，但也正因为有这么多情绪都集中消解在络中，发泄情绪后，人们回归现实又自觉纳入秩序、规则甚至包括潜规则中。因此，络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成了高压锅的气阀。

梁晓声同时也观察到，一些人沉迷于当公共知识分子，为了增加粉丝和引起社会关注，经常弄些没常识、耸人听闻的东西。每天无数次都在想，下一个一百四十字以内的话该说什么，说什么大家喜欢听的，传播什么能让大家传来传去。一个人处于这种状态是非常可笑的，变成这样他还是知识分子吗？没有必要不参与，参与一定是真诚的表达，而且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表达。

梁晓声谈到年轻作家韩寒时说，韩寒刚在文坛出现时，比较欣赏他。他觉得「八零后」中有这样一个不局限于个人经历，而对整个时代和社会表达意见的青年，是值得关注的。韩寒作为青年个体也要生存，不免有一些商业色彩介入到他的各种表达中。困惑的是，大家不能理清韩寒的哪一种意见是纯粹的社会意见表达，哪一种意见是要形成商业概念。

梁晓声，作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一九四九年生于哈尔滨，代表作有《今夜有暴风雪》、《一位红卫兵的自白》、《年轮》、《浮城》、《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新书《郁闷的中国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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